| 爸爸妈妈外婆和我的故事
（小说）
如今有些人、特别是如我这般的八零后、九零后们，总觉得“文革”是件十分遥远的事情。凭心而论，三十年当然相当漫长，没见过文革的人，当然会对它产生朦胧、虚幻的印象；但是,在我家中，它却是那样具体、实在，三十年前的往事，好像,就近在昨天。一切，仿佛仍活在我的眼前.....
当夕阳快要隐没到西山背后的时候，我欣然完成了生平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全部创作工程！当我把两份手稿装订完毕，拿着它们冲出家门的时候，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在弯弯捌捌的胡同里奔跑着，顾不得提防一辆辆擦身而过的自行车，也顾不及回避人们一道道向我投来的惊异的目光。我舒心地喘息着，像喝醉了好酒，一头扑进胡同口那家邮电营业所。
营业厅里灯火通明。发寄邮件的人们静静地忙碌着。我用一张牛皮纸把一份手稿卷成圆桶儿，写好地址，麻利地递给营业员。仅仅几分钟后，就攥着另一份手稿，蹦着跳着，像个孩子似的出现在热闹的街头。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飞身踏上了驶往市郊的公共汽车。
所有这些是我早就精心策划好的。当作品还是个未知数，我就幻想着一定要把剧本寄给她一份，再亲手交给她一份。她？她？哦,前者是我的中学老师，刚才那份就是寄给她的。后者叫露萍，我的女友。她俩之间互不相识，却同样是我剧本的最先阅读者。因为，假如我的心是一架天平，会出现以世上所有人为一端，她俩为一端的特殊平衡。
如果谁能想象，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在经历了漫长苦斗之后，终于实现了他力所不能及、然而又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时,心情是怎样地不平静，那此刻我的心情正在他的意料之中。所异样的，只是我的心情比空洞的假设不知要剧烈多少倍。的确，完成这样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项何等艰难的工作。它是在我治愈了多少精神创伤、遭受过多少失败和挫折之后，才在我手中应运而生啊！
挤在行行色色的乘客中间，面拂着车窗外吹进的阵阵晚风，我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了许多……
一个月前，露萍认真地问我：“你可以写一部电影剧本吗？”说完，用信赖的目光看着我。
在那以前，我在露萍鼓励下，曾写过一些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在文学这块圣洁的绿洲里，开脱我心中的苦闷，纸弥合心灵上的伤痕，采撷我们共同喜爱的艺术花朵，而从没有把写作当成一项郑重其事的工作。可那一天，她的话却让我感到非同小可了。
是的，我应该写出像样的作品。我已是快进三十的人，已当而立之年了。尽管我的写作水平很低，每天还要在车间里干上八个小时的苦力，可我还是应当写。唯有写，这一点点可怜的知识，才是经过十年磨难，我所学到的唯一能为社会创造点什么的本领。因而，那天在我与露萍握别的时候，我认真地告诉她：“等着吧，下次见面，我一定把它交给你。”
然而事情并不像一个许诺那样轻松，当我铺开稿纸，在写字台前冷静地坐下来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电影文学创作的艰巨性。怎么写？这对我来说心里似乎还有些底数。这几年，我看过大量中外影片，读过不少电影剧本，研读过几部电影创作方面的专著。对于蒙太奇的运用以及电影艺术的特点我也略知一般，加上这几年的练笔，布局谋篇尚且得心应手,写起东西来并不生涩。可是,写什么？这竟成了我预想不到的最大的难题！
写喜剧片？多年来我的情绪一直那样低沉，喜从何来？艺术是精神劳动成果，如果作者本身没有良好的情趣，怎能使自己的作品大放异彩呢？
写侦探惊险片？我编不出惊险离奇的情节，胡编乱造是不可取的。
写大型、壮观的战争场面？我太缺乏那种遥远、陌生的生活，无能为力。
写暴露性作品？我又不具备那种对社会品头论足的才智、能力和气魄……
唉，写什么、写什么？面对喜马拉雅山一样的困难，我几乎断言自己不能胜任了！我深深责备自己没有赶上好一个时代，责怪自己太无知、太幼稚！
烦闷中，我猛然想起了老师。哦，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她总会在我脑海里出现，并会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难以克制的内疚。
那时，她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学教师，身材不高，只比班里的大个子同学略高一点，总是穿着朴素、干练，鼻梁上架着一副秀美的近视眼镜，举止潇洒，带着一股子冲劲，善于接近学生，没有架子，以至于腼腆的女生同她没有隔阂，调皮的男生对她没一点畏怯。我们或者豪无顾忌地在面前叽叽喳喳，或者在她背后嘻皮笑脸，而她却从不逞怒于人，反而每每同我们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大天、开玩笑，抬扛抬得脸红脖子粗。
我最初见到她时曾产生过错觉，一种庆幸的心理，以为我上课时可以随便回头说话，窥望窗外，折纸飞标什么的而不会受到她的约束。可是没过多久，我那种心理便彻底消失了。因为我发现，在她那种热情洋溢的性格背后，有一股潜在的魅力，可以于无形之中制约每个同学,震慑和凿开每一颗迷惘的心。
我父亲是一所军工厂的技术员，是在一项尖端科研项目试验中意外牺牲的，不知为什么，老师对我总是表现出特殊的关照。她担负着全年级的语文课教学，可她发现我的几门课都不及格时，便不顾疲劳经常来我家给我补课。
当时她来给我补课是冒很大风险的。文革已经开始，炮打大大小小司令部的战斗不期而至。起初，她并不为人们所注意，但不知为什么，她竟在一夜之间成了造反派批判的目标。战斗队宣布，她，曾经是文革前市教育系统的红人，是白专典型、执行刘少奇教育路线的走狗。虽然她不是校长、走资派，但她有知识，知识越多就越反动。她曾因搞教育工作优秀而在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典礼时受到过刘少奇的接见。那次接见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了，可她偏偏跟刘少奇握手，合影时也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最近。文革开始后，她反对大串连，拉拢不明真的学生继续走白专道路，充当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庇护士。
然而战斗队并没有拿到充分的证据，只是在批斗专栏上纸上谈兵。所以没能阻止她一直在进行着的为劝阻学生们坚持上课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说服工作。而对于我，她用的心思最大。
由于搞运动，我丧失了学生气质，染上了散漫陋习。上课时，人在课堂，心早就飞进了鱼缸、游泳池，或者是跑到鸽子市、纪念章倒换场去了。
老师并不嫌弃我，对我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耐心。她对我的评价是，本质是好的，比那些搞打砸抢的学生要强多了。她甚至想通过对我的帮助和改造，来说明学习文化和坚持智育教育的重要性。直率而耿直的她，在对我进行帮助过程中，多次劝我相信她，相信十七年的教育是有成果的。她甚至立场鲜明地对我说，当时刘少奇也是代表党和国家来接见全国教育界代表的，与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一起合影是光荣的。抛开个人不说，科学和文化没有罪，我们国家到什么时候也是需要科学文化的，现在一些人的做法是荒谬的，迟早有一天，颠倒的是非要被颠倒过来！
我告发了老师！
不是战斗队逼我供出的，我用不着。我是烈士的后代，具备应有的政治觉悟。同学们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到大风大浪中去炼红心，我也决不甘心落伍。因此，我主动向战斗队检举了老师的罪行，并伸请加入了那个很有威望的人数众多的战斗队。
我胜利了。在那之后不几天，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臂戴红袖章，把老师押上了批斗校长的舞台。批完校长，接下来就批她。有我做人证，她又供认不讳，所以她马上被挂上“保皇派”的牌子，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坐上了“土飞机”，经校红色政权批准，停止了她的一切工作，决定遣送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改造。
当我把她推上开往干校的卡车时，我的心头忽然一抖，隐隐地渗出一股难言的滋味。我诧异了，怀疑自己的神智，下意识地凝视着她，脑海中倏然闪过：这就是那个多次来我家给我补课的人吗．．．．．．然而，四周那一阵阵口号声，那一个个身穿军装、腰系武装带的战斗队员们，使我的脑子里也只就是那么浅浅地一闪，很快就被光荣和得意之感所淹没。我几乎觉得自己完全置身于一片庄严神圣的海洋中，义正词严地向她质问：“你，还搞智育第一吗？！”
红红绿绿的传单上印着我的英雄事迹，在全市的各个角落里张贴出来，从火车站到百货大楼，每一处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战斗队员们贴传单的身影。
甚至连老师的家里也得到了反映－－她的爱人和孩子都同她坚决地断绝了关系，划清了界限。
我万万没想到，十几年前我播下的种子，十年后才结出果实，然而这是怎样恶劣与苦涩的果实啊！当我们结束大喊大叫的狂热生活之后，当我离开学校走向农村、又返回城市、投入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当历史无情地把我们从恶梦中催醒，擦一擦眼睛，看一看我们走过的道路，数一数我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
火一般炽热的青春，换来的只有一个零。不，还有一双只会向社会索取的手，加上两片磨薄了的嘴唇。一颗空如骷髅般的头颅和一颗伤口太深、流血过多心。
叹息，我已无力，泪水早已落尽。
长时间弥离，使我似乎在弥离中猛醒。十年浩动，虽然没有给我的命运铸成像老师那样夫离子散的大悲剧，但在精神上、道德上、灵魂上，我却都遭到了再惨痛不过的失败！我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自己走进了阴森恐怖的峡谷，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耍弄了自己的灵魂，招致了无尽的苦闷、彷徨、悲观与失望。
不，这不能怪我！我忽而又这样想。我毕竟是受蒙蔽的。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是不应当为过去的荒谬承担什么罪责的。正如许多小说、戏剧、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这些问题只能到社会的渊源中去寻找答案。不是吗？拉兹固然是个小偷，是个贼，而《流浪者》追究的不正是以拉公那格法官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吗？我当时告发老师，不也是时下社会风波所遣、时代潮流所迫吗？对对，我一时顿开茅塞、恍然大悟，近而又产生了灵感－－天啊，把这些想法，把我这十几年生活记录下来，不就是一部很生动的电影故事吗？写出我是怎样上当受骗，怎样地迫害老师，怎样地从迷惘到觉悟，再于写作之中暗示出应由社会应对我的错误负责这一主题，端出我的生活老底，诉出我的全部苦闷，说不定，还是一部很不错的文学作品呢！
渐渐地，我由苦闷变得开朗了，很快便理出构思，经过一个多月的梦笔生花，我美兹兹地完成了写作计划。而现在，我真的有点飘飘然呢。
十多年没见过老师了。从同学那儿我听到过不少关于她的消息。她丈夫在同她离婚后的第二年患病去世，唯一的女儿也在上山下乡后去向不明。由于她的案子和刘少奇的名字缠在一起，并有“恶攻”嫌疑，她一直未得到平反。直到七七年秋天最后一批学员离开干校时，她才回到城里。在学校，她做过一段时间勤杂工，多年的牛棚生活使她的身体变得十分糟糕。直到刘少奇主席得到平反昭雪，学校才给她彻底平反，然而她只能躺在病床上不能再去上班了。
许多人前去帮助过她。这些人中，有她大学时期的同学，有牛棚里一起熬过来的难友，也有和我一样曾臂戴过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每每汇集一起，总免不了议论一番十年内乱。同时，当初出卖过老师的我，也总是躲不过他们的唇枪舌剑，成为他们的众矢之的。
听到这些，我惭愧极了。这导致我莫大的惆怅。我早就想写一封长信，向老师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忏悔，但一想到我给她带来的巨大不幸，想到人们的种种议论，我就又随之陷入了犹豫不决。凭心而论，如果我知道我办了一件有负于他人的错事而又不能当面向人家道歉，我会在精神上发生永久性沉闷不堪的。
现在好了，我可以用剧本向老师忏悔了。它是一篇深刻、周到、而且又是一篇高雅的、特殊的检讨书，每句话都表达着我的虔诚。因此，我决定把剧本先寄给老师，并设法打听到了老师家的地址。
汽车停了。我跳下车快步朝露萍家的小院走去。
没等我走进小院，一阵歌声从小院里传出。那是露萍在歌唱，从她那甜润的歌声中听得出来，她今天十分高兴。
“萍！”我终于兴高采烈地出现在她的面前。高擎着我的剧本，带着满身的喜悦，造型如同远洋归来、朝着岸上人群挥手致意的大副。
然而，当我发现露萍仿佛比我更高兴、更激动时，我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仔细端详起她来。
今晚她打扮得格外漂亮，一条美丽的连衣裙衬托出她窈窕的躯体。她精心地盘起了长发，发间插着一枚好看的发卡，脸上泛着粉红的润泽，一双秀美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房间是精心整理过的，干净、整洁、舒适，一支雪白的玫瑰花在花瓶里放出沁人的芳香。
这场景，令我饿有点摸不清头脑了。
露萍微笑着向我走来，轻轻拉起我的双手，温柔地对我说：“高高，你胜利了。”
怎么？难道她已经知道我的剧本……不等我问，她便主动地向我解释起来：“是这样，”她喘息着，双颊绯红，眸子羞涩地盯着我，接着又含笑低下了头，“以前，有位首长的孩子常送我电影票，用汽车接我去参加舞会……当他提出他很爱我，我才明白他的用意……他很帅气，很聪明，是位营职干部，为人、家庭、职业、收入等都很不错。嗯，他追得很紧，我很难摆脱他。不过他并没有错处，对吗？”
我茫然地点着头，示意她说下去。
“不过，坦白地说，无论他的条件多好，我对他是绝对不会有感情的。那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我的唯一。虽然你的境遇和我一样不顺，但你有热情，你在精神上是绝对的胜者。我和你有共同的情趣、语言、追求和理想，你是我未来的希望……总之，今天，在他再次向我提出建立恋爱关系时，我已经断然谢绝了他。我向他宣布，我已经有了爱人，并把你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他走了……总之,我决定了,从此以后,我是你的,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简直太突然了。老实说，在刚才兴冲冲跨进门槛时我还在思绪瞬间担心过我的一厢情愿。因为，此前她虽早已占据了我的心，但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却总是一种严肃的情感。尽管她在情趣上和思想上与我脉脉相切，不断使我从她身上得到激励和鼓舞，但我切实感到，她始终谨慎地同我保持着某种距离。她没有很好地端详过我，也没有像数不清的情侣们那样同我手携手地一起漫步长街，一起在花前月下相拥深吻。而今天，她一反常态了，她身上那种看不见的、唯有女性才具有的特殊防线似乎全线崩溃了，或者说是全线向我开放了。她噙着泪花，勇敢地望着我，粉唇一点点贴近我的脸，突然，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前，紧紧地、紧紧地。
哦！抚摸着她那乌黑飘香的长发，我陶醉了，我落泪了。泪水一颗一颗，晶莹，滚热地流过我的脸颊。
我忽然想起了一年前，我和她那场极为不幸然而却是导致今天幸福的那场邂逅……
从农村返回城市后，我很快就分配到工作，但荒废掉学业所造成的失意，很快就取代了那种返城的暂时宽慰。烦闷的心理，促使我经常骑上自行车漫无目的地八方游荡。我不欢喜花花绿绿的城市，一听到那嘈杂的城市声，诸如叫卖声、汽车喇叭声，一看到那堆拥混乱的人群，便感到难以忍耐的烦躁不安，因此我常常不惜费力，驱车前往郊外农村，前往城东往北几十公里的环月湖。
环月湖，碧波鳞鳞，湖心一座草深林密的小岛，岛上荒芜幽静，空气清新宜人。这儿很少有人涉足。傍晚，近水和远山交相辉映，在夕阳下构成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境。
去年深秋，我又一次在傍晚顶着小雨来到岛上。晚风习习，树影婆挲，雨滴冷冰冰地打在脸上，我感到一丝舒畅，头脑清醒了许多，而越清醒就越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朦胧中，我隐约看到有个人在水边幌动。那身影徘徊着，隐约传来伤心的抽泣，接着，随着一声绝望的呼喊，那人披头跳进了环月湖水。
“不好，有人落水！”我马上跑过去，飞跑着纵入水中，奋力朝那个影子游去。
当我把昏迷的落水者托上岸时，我才发现她是位年轻的姑娘。
秋雨滴洒在她憔悴的面庞上，两叶呛得紫青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着。我用力摇撼她纤细的手臂，好一会儿，她才艰难地睁开眼睛。她惶恐地看着我，无力地挣扎着，企图再回到那可怕的湖边。
她终于没能挣破我的阻挡，失声地痛哭起来。暮色中，这哭声撕裂人心，在空旷的湖面上回荡。
一个人，当他自己需要从别人那儿得到帮助时，别人却正需要从自己这儿得到帮助，那么，他就必须像快燃尽的残烛那样，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正是我当时本能的反映。基于这一点，我苦口婆心地对她进行了规劝。
我们相识了，在痛苦中相识了，在走过类似的道路之后，在一个荒芜的小岛上相识了。
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得知她是个知青，刚从农村回城。她告诉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过世，家中再无亲人。现在是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因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受不了人情的折磨，才想走那条可怕的绝路。
她虽这么说，可我看得出，在她那心灵伤疤的后面，还另有一段心酸的往事。我想深问，又怕她真的说出，那样的话，我们会再度陷入苦闷的困境之中去。
为了她也为了我，我不断鼓励着她；为了我也为了她，她也开始鼓励我了。我们一起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从雨果、契可夫、雪来到沙士比亚，从《诗歌》、《楚辞》、《本厢记》到《红楼梦》，从中搜集了许多锦言妙句相互赠送，在探索中学习共勉。终于，我们渐渐从苦闷的泥潭中拔出了双腿，找到了文学这块值得为之奋斗与解嘲的田园。一起渡过了黑暗，开始向着黎明迈进了。而今天，露萍又向我袒露出心声，向我交出她那颗纯洁的心。我们的命运将从此永远地契合在一起……
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深深地亲吻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没有一切，只有幸福。
我意识到应当离去了，拿出剧本，郑重地递给她：“萍，你要的。献给你，它是一束花、一颗心。”
“太好了。这是对我们命运的庆贺。”她甜蜜地笑着，双手精心地捧着剧本。
“别，等我走后再看。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多呆一会儿吧。”
在爱情的陶然中，在成功与幸福的喜悦中，一个星期时光转瞬即逝了。几天以来，我有过急切的盼望和期待，也有过离奇的遐想和憧憬。无论是在挥汗如雨的劳动间隙，还是下班后安宁地躺在舒适的眠床上，露萍那动人的、圆圆的面庞，十多年前老师的形象，总是交替着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得好好计划一下，手头上攥得紧一些，多攒些钱，买几件称心的衣物、家具，等厂里分了房子，我们就举行婚礼。我和露萍可都是大龄青年啦……
她一定变得苍老了，额角上一定长出了银丝似的白发。她一定很慈祥。不，也可能很严厉。她可能气愤地把我的剧本扔到一边。她能饶恕我吗？她会不会把我看成不屑一顾的小人，永远对我弃之不理呢？她会不会给我以难以忍受的嘲讽、蔑视，让我反省、赎罪，将指纹狠狠地印在我的脸上？……
终于，我在第五天晚上下班回家后，收到了老师写来的信。我急忙撕开信封，一行并不熟悉的粗大撩草的字迹出现在眼前：
“高高，电影剧本已读过。快来！
你的老师。”
来信没有对剧本做出任何评价，连往事也未提一句，并写得这样简短、急切，为什么？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星期天，我先去和露萍见面,打算先听听她的意见，然后再和她一起去看望久别的老师。
我赶到约会地点，看到露萍早已站在那里。不知为什么，她待我与那天晚上有很大不同。虽然她也拉了拉我的手，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自然,不自然的笑，不自然的谈吐，卖根儿冰根也分你掏钱我掏钱。走着走着，她摸不着头脑地问我：“你写的那些，全是真的吗？”
“是，也不全是。只是写真实生活艺术才有力量。”
“我倒希望那全是虚构。”
“怎么，你不喜欢？”
“不不，我说的不是剧本本身。”
她沉默了，不停地咬着冰棍儿。路上她始终跟在我身后，我们就这样默默地朝老师家走去。
老师的住宅是平反后安置的，在一条胡同的一个小院的平房里。我得知老师家地址后，曾几次想到老师家看望，但几次都没有勇气前往。这回，我终于走进她家的小院，推开了老师家那扇拉着白纱帘的小门。
屋里很暗，潮气中混杂着中药味。从外面走进来，一时还看不清室内的陈设，只听见一个虚弱颤动的声音从暗处传来：“谁来了？请坐吧。”
我的心猛地一缩，露萍的手也惊恐地拉紧了我的胳膊。这是老师的声音？她的声音不总那样爽朗而有力的吗？
当我踌躇着，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是高高吧？快来，坐到我身边来。”
“是我，老师！”我慌忙答应着，缓缓向前挪了一步。露萍也紧紧地躲在我的身后。我终于看清了，在那光线极暗的墙角处，有一张陈旧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位儒弱的老人。她头发花白零乱，削瘦的脸上凸显出棱角分明的颧骨。皱纹很深，爬满额头和眼角。太阳穴那儿长着几颗紫色的老年雀斑。两个眼窝深深地塌陷进去，只有眼珠还在微光中闪烁。
“老师！”我激动地跨上去，一把握住她瘦骨磷峋的手。老师啊，您变了，变得这样衰老，这样出乎我的想象。您的年纪不过才五十多岁，而您的面容却被摧残得像枯树一样癍魄。您病了，病得这样严重，一位曾经结实的强者，只剩下一身柴弱的骨架。您为什么这样不幸，这样悲惨？您尝过这么多苦涩——怪我，都怪我，刹那间，我的良心沉重地做着自我谴责！
“来，座下，让我摸摸。瞧，你都长成大人了。”老师用她那无力的双手不停地在我肩上、脸上抚摸着。
我发现老师的眼神很直，视线是异样的，急忙诧异地问道：“怎么，您的眼睛？”
“噢”，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的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
“啊！？”我顿然周身一震，露萍抓住我胳膊的那只手剧烈地抖动起来。她忽然把我推到一边，冲到床前，仔细地看着老师。猛地，她用双手捂住了嘴，泪水涮涮地流了下来。
“是谁在哭？是谁？”
“她是我的朋友，叫露萍”，我说。
“露萍！”听到这个名字，老师的脸孔在动，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多么熟悉的声音……你是？”她抬起双手，在昏暗中摸索着、寻找着。
露萍惶恐地退了一步，畏惧地躲避着老师的双手。
终于，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倏然扑倒在老师的怀里，失声地呼喊：“妈妈，妈妈，我是您的萍儿啊！”
“萍儿，我的孩子！”
我惊呆了，泪水和汗水一齐流了下来。难道这是真的吗？这是误会的巧合，还是巧合的误会？是人为的奖赏，还是逻辑的逞罚？天下竞有这般难挨的姻缘吗？
在我眼前，确实是这样一幕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她们母女俩在悲痛中拥抱着，伴随着母女间的相互呼唤，是惨不忍睹的挥泪、抽噎……
忽然，露萍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不知所措地退了几步，极度悲伤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看了一眼老师，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胸口，将目光转向我，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目光那么可怕，充满了怅惋和悔恨，充满了羞愧和愤懑。她像受尽了天下最大的委曲，又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她不敢正视我，更不敢正视老师。猛地，她抽出我的剧本，痛苦地朝我一掷，坠泣着跑了出去。
“露萍！”我和老师齐声呼喊着。老师从床上爬起来，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慌忙扶起老师，搀着她来到门口。她用耳朵辩听着，老泪爬下她的面颊。
“萍儿，你会回来的！”老师的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坚定。她衰老的脸上显出刚毅的神情。与其说是我搀扶着她，不如说她的手在给我力量。
“就在你揭发我的那天晚上，战斗队把我用车拉回家取东西。他们凶狠地把我堵在墙角，狰狞地质问我，残暴地勒令我低头认罪。
“露萍当时也是个造反派。她从外边回来，看到有红卫兵正在斗我，就播开人群走进来。她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手里拿着一卷大字报纸。看上去浑身都是力主沉浮的样子。她问战斗队为什么斗我，当她看到战斗队出示的从我家抄出的刘少奇等接见教育界代表的照片和你写的检举材料时，她好像连想都没想，走到我的身边，仿佛我不是她的母亲，她也不是我的女儿。
“她转过身，激昂地向战斗队员们宣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遵照这一伟大教导，我决定从现在起，和这个人断绝一切关系！我的眼前一黑。可是她更轻狂的举动还在后边。她转过身，解下她的皮带，高高地举起来，狠狠地朝我的脸上抽过来。一下，又一下，啪的一声，眼镜被打碎了。这换来了战斗队员们热烈的掌声。当她踩着掌声，披着一身敬佩的目光从我身边叛离而去的时候，她哪里知道，可恨的镜片碎渣，正深深地刺入我的双眼！
“她是个孩子，单纯、幼稚，对于人生她还处在绝对盲从和可塑阶段，极易成为时髦政治的代言人。我了解她，并不埋怨她。我像原谅你、原谅许多瞪过我、打过我、向我身上吐痰的青年人一样地原谅她。不管是带着伤残的眼睛在干校做着繁重的体力活，还是我告别了光明、回到城里的病床上，我都期望着她能早一点觉醒，早一点看清这复杂的需要经验和毅力来认真对待的世界。
“我设法打听过她的下落，平反前后我都找过她。我托人给她捎信儿，托知心朋友向她转达我对她始终不渝的母爱，倾诉一个母亲失去女儿的辛酸和苦楚。
“可我接不到她的任何回音，一年，两年……可我坚信，只要她还活着，总有一天她会回到我身边，因为，她毕竟是我的女儿啊！”
听着老师的诉说，我渐渐明白了。我想到了露萍今天的态度，想到了长期以来她始终不愿吐露的隐私，想到了环月湖边那个凄风冷雨的黄昏……我们的命运是何其相似啊。
“不谈这些了，”老师用沙哑的声音说，在空中有力地摆了摆手，“我找你来是谈谈你的电影文学剧本的。”说着她从枕头下摸出我的剧本。
“我读过了。哦，是几个小同学帮我读过的。你能写电影剧本，这使我很高兴，听到你写的是我的事，先是勾起我对旧事的回忆，又使我一阵阵地激动。听到后边我有些心潮澎湃了。”
我含泪仔细地听着，生怕漏听每一个字，像当初老师给我补课时那样。
“我很理解你的创作意图，也很理解你为什么把剧本寄给我看。我之所以激动，并不是你的作品很成功，而是透过它，我看到了你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勇气，看到了你们颗颗纯洁透明的心。你用这样高明的方式向我道歉，这在文学界还是独出心裁的。”说着，她风趣地笑了，笑得那样开心，似乎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
“不过，有些问题我要与你商榷。”她又沙哑地说起来。“首先，关于作品的主题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它不够完备，失之片面。难道应当为十年内乱这场悲剧负责的只是一个抽象的社会概念吗？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无论社会或者文学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如果只是片面地追究社会的责任，那就会使人们忘记自己应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第二点，我觉得你作品的调子太感伤了。情感过于低沉，没有反映出当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既然你已认识到你是个有负于社会的青年，那你就应当加倍地去向社会贡献，而不应当像你，呃，也像我的萍儿，仅一味地沉溺于过去。当然，忘记过去的人，未来不会属于他们。你们应该奋起了。你的作品中已经反映出这一点，那在你奋起之时，就不应当再去犹豫、彷徨，而应当把脚步迈得更坚定些，就像我的这帮小同学们一样。”
老师说着站了起来。手指着四周。“哎，眼睛不顶用了，也忘记了开灯。”说着她在床头扭亮了电灯。
房间里骤然亮堂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这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桌上是书，柜上是书，床边是书，床下也是书。我快速浏览了一遍，竟然令我眼花暸乱。有文学书籍，有科技书籍，有中学课本，还有计算机教材等等。在门后那个充分利用空间的小书架上，居然摆满了我所喜爱的所有杂志。“啊，这太神奇了！这么多书，您怎么看得了？”我不禁脱口而出。
“这些书有的是我的，大部分不是我的。这是每天来我这里学习的小同学们的。他们和你们差不多一样大，过去都曾狂热过、失落过。可他们早就抛弃了过去，勇敢地向前走了。他们先是主动来帮助我做家务，洗衣服、煎药，就像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后来，他们就把我这儿当成他们的集中地点，在我这儿看书、学习，在我这儿讨论各种问题。后来我干脆向他们宣布，今后我这儿就是你们的文化站，我这个瞎老太婆情愿给你们当管理员。
“是他们教育了我，我的生活从未有过这么充实。在他们的促使下，我已经开始学习盲文了。社会在发展，知识也在更新，用知识老化的脑袋和青年人生活在一起，我会落后的。”
听着听着，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我仿佛觉得眼前这位饱经风雨的老师是那么慈祥，那么令人敬重，十多年前那位风尘仆仆、循循善诱的她依然如故。真诚与诙谐一如当年给我补课时的情景。与她相比，我是多么渺小。
“老师”，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一股热血在我胸中流动。我在内疚，但这内疚与先前作品中的内疚已截然不同了。我不能再这样彷徨下去。老师，老一辈们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宽恕，绝不该只以彷徨对他们作出回答，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许的彷徨和犹豫都是莫大的苟且和耻辱。“老师，我马上去把露萍找回来！”
我飞跑着冲出老师家门，从一群说说笑笑的同辈人中飞身而过。他们就是老师家中的常客吧，一个个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我感到了我的落伍，一股紧迫感油然而生。我在心里呼唤着自己，快，快去把露萍找回来，也找回比爱情更为宝贵的……
这个故事，是爸爸和妈妈讲给我的。不过，他们不是一次讲给我的，而是在我小时候、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一段、一段地讲给我听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故事里的主人公是谁，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总是眼含热泪，他们只说是，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
爸爸妈妈对外婆非常孝敬，为了治好外婆的眼睛，他们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不断地到处跑医院、请医生，去过省城，也去过北京，家里的钱大部分都花到治疗外婆的眼睛上了。
尽管疗效并不明显，但毕竟有一只眼睛可以在强光之下能看清书上的字迹了。而正是借助于这一点点视力，我的外婆却不顾眼疾，不停地看书、写书。爸爸妈妈常常劝外婆不要看了、不要再写了，要爱护眼睛，可外婆还是经常在我们都外出不在家时看呀、写呀写的。
后来，爸爸妈妈也被迫加入到外婆看书、写书的行列,他们成了外婆的好帮手，帮助外婆到图书馆去借图书、查资料，根据外婆的口述整理出文字稿，几年的时光就在全家人的看书、写书的过程中转瞬即逝了。
我一天天长大了，小学、中学、大学，都一帆风顺，各项学科都从未落后过，因为在我的家里，有三位家庭辅导教师——爸爸、妈妈和外婆，而外婆对我的教育是最耐心、最讲究科学方法的。每当我以全班、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晋升年级时，我总是由衷地感到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多么幸福。
我经常对同学们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外婆、爸爸和妈妈！
终于，有一天，外婆的专著《“文革”青年与当代青年教育心理学研究》付梓出版了。
出书那天，爸爸妈妈为外婆举行了一个丰盛的家宴，专门请来了出版社的同志和过去与外婆共事的几位老教师，还请来了爸爸妈妈的几位老同学。大家欢聚一堂，有说有笑，兴致极高地谈了许多、许多。一顿家宴整整从上午十点吃到下午三点。
终于，有一天，爸爸妈妈郑重地向我坦白了他们心中的秘密，告诉我：他们过去讲的那些故事，主人公就是他们自己和外婆，是咱家中的几个亲人之间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看着爸爸妈妈的眼睛，我真的好委曲、好伤心！有生以来，我是多么地敬重他们，可现在，我又是多么地怨恨他们啊。我心理十分矛盾，我好想哭,好想与妈妈爸爸辩论一场！
外婆知道了这些，她显得十分平静，她只是像往常给我辅导功课时那样告诉我：咱家的事并不足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司空见惯。你上的那所名牌大学，是这些故事最悲惨的策源地之一，事实上，那个年代，越是有名的大学，这种亲者痛的故事发生的就越多，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哪一所也未能逃脱当时的厄运。到了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场年轻人的感情大排泄或者大革命，叫作“伤痕文学”，有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问世，将他们在那场动乱中的所作作为做了极其深刻的反思和剖析。而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都似已灰飞湮灭了！这是十分值得警觉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同意你爸爸妈妈把故事的真相原原本本告诉你的！
虽然时间过去不长，但现在的青年学生对什么是“伤痕文学”似乎知之不多了。你们这一代似乎不懂得“伤痕文学”曾经给六、七十年代年轻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内疚！也不理解，目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什么那么珍惜生活、那么期待他们的子女们要努力学习和追求进步……
外婆的话和家里的故事让我常常难以入眠……
我承袭了爸爸妈妈的内疚，作为他们的下一代，我完全有责任完成他们未尽的责任。我主动承担起更多地照料外婆的事务，成了她最好的“拐杖”。我常搀扶着外婆到小区的花园中去散步，每每穿行于树丛中,她雪白的头发、鲜红的围巾以及她那苍老而祥和的面容，常常成为我眼中在绿荫映衬之下的最美的花朵。我常发自内心地呼喊：“我爱你，外婆!”
在完成好课业的同时，我也在悄悄地练笔。拼命地看书、写作、上网。于是，我悄悄地登录博客，建立了自己的平台。我试着将爸爸妈妈讲述的他们的过去的故事,一段段地写出来,把关于外婆的故事一点点写出来，以求能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像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是怎样生活的,知道外婆他们那一代人、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又是寄予何等厚重希望与托付啊!
企盼博客和电波吧,请把这段“疚”的故事，传送得更远、更久……
|
